历史深处的秦商故事

发布时间:2017-03-14 12:55:11      来源:中国网商会频道      编辑:赵彦

听多了关于晋商富有的描述,我却不知,当年的陕商之富不在其下。

党家大院位于陕西渭南的韩城王庄。据说,这座堪称庞大的院落由120个四合院组成,内分银楼、节孝祠、崇文塔等,其规模和气势远在著名的山西乔家大院之上。这倒衬得起陕商的“中国历史上成帮最早的第一商帮”的地位。

那个时候,每到一个固定的日子,陕商都会托付镖局,将自己在西部挣到的银子运回家乡。明清两代,每逢“走镖”之期,从西部流向陕西三原的银两都在三千万两以上,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然而,这样一个垄断着东西部通商贸易的大商帮,历经600年发展,却在清代末年,几乎于一夜之间,就衰落得无声无息。

我好奇,究竟是什么压垮了曾经强壮如巨人的陕商?我不知道,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祭奠这个古老的商业兵团?

只能向历史要答案。

历史深处,太多的故事随着主人公的淡出而被掩埋,最终消逝得不留一点痕迹。这样的结局,终归不是我想要的。于是,便有了这次探访。

陕西的镇子,名字奇得惹人发笑,比如“直镇”、“直市镇”、“百直镇”。但笑过之后,那最朴素的命名原因却让人肃然起敬——诚实经商、言不二价。早在几百年前,陕商就懂得了“物无二价”的道理。

清代末年,庚子国变,清室西狩,陕商纷纷捐资国难,渭南焦家捐银5万两,常家捐银10万两,曹家捐银3万两,西塬贺家捐银10万两,泾阳安吴吴家捐银5万两……一时间,“资政大夫”的牌匾挂遍渭北各县。早在百年前,陕商就懂得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道义。

我越发强烈地有了一种感觉——那即将消逝的,真的只是故事、只有故事吗?

陕商

茶马古道

由远及近地,马的喘息声愈来愈清晰。在这条崎岖的山路上,向导告诉我:这就是茶马古道的遗址。我半信半疑,直到真的看到一只马队缓缓走来——说是马队,也不过三四匹马。我知道,现在,这无非是招揽游客的花架子。但听听“大锅头”(整个马队的头号首领)讲故事,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茶马古道,指的是明清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辐射出的运茶路线。因为古时全凭马帮(马队)来运输,故称“茶马大道”或“茶马古道”。其中,往北通向内地,直达北京;西抵西藏拉萨,辐射西亚诸国,东南通往老挝、缅甸、越南,遍及整个东南亚。

事实上,行走在茶马古道之上,却远没有那名字所展现的浪漫与雅致。这一路上,有川商、滇商和黔商,但更多的还是陕商。

陕商的“康定情歌”

一座城因为一首歌,名扬四海。这堪称奇迹,却实在地发生了。那城与那歌,便是康定与《康定情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呦;

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呦……

看着歌词,我不自觉地哼出了再熟悉不过的旋律——想不到,这当地人口中的《溜溜调》,竟是一首用陕西方言写成的民歌!

“这有啥子想不到的?”老唐察觉出我的意外,爽朗地笑了,然后说道——他的用词“很四川”,但笑声却带着挥之不去的“秦腔”。

四川蒙顶山

如果没有历史上的“五属边茶”,大概眼下,老唐正在老家蓝田过着另一种日子,很可能不在卖茶。所谓“五属边茶”,指的是当年的西南边茶贸易,人们——最多的还是陕西商人,把川北雅安、灌县、名山、洪射、五县的茶产贩运到西藏、青海和云南,换取藏民的马匹和其他产品。最开始,五属边茶的中心在黎州,入清后才移至康定——那时候,它叫打箭炉。一位连老唐也追溯不清辈分的家族先人,曾经是那些陕商中的一员,终于在一次周折往返之后,下定决心将家搬到了康定。在这里,他遇到了不少同乡,大家一起做着茶叶生意。他们支起铁锅,烧柴做饭,外地商人纷纷赶来批发茶叶。后来,陕商在四周修建起避风的围墙和房屋,中间的空地便成了交换茶马的地方。他们还给这种简易村庄起了一个名字——锅庄。再往后,锅庄逐渐演变为藏区土司到康定传递政令的“招待所”,一般由漂亮的女主人主持。耳濡目染,她们也做些茶叶生意,渐渐有了一个“汉藏茶叶贸易经纪人”的新身份。

当年迁移过来的陕西人到底有多少?我没有查到准确资料,老唐也说不好准确数字,只模糊地记得爷爷讲过,大约是在元代,大批陕商进入康定,开设店铺。过去在川藏线上的汉人,大多是陕西人。康定有一条陕西街,在街上的陕西商号达四五十家,经营着茶叶、绸缎、药材、皮毛等买卖。老唐耿耿于怀曾经流传康定的一首歌谣:“老陕、豆腐、狗,走尽天下有。”那意思是,在四川经商的陕商比豆腐和狗都要多。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谈。直到解放前,陕商都在康定有着最大的势力。陕西街上还有一座秦晋会馆。说是“秦晋”,成员却以陕西人为主,于是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陕西会馆。

茶马古道黄山段

“在康定,陕西商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云南商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旭说得笃定,他曾经到多条茶马古道考察。事实上,甘孜州的每一个县,大商人都操着一口“秦腔”。据说,当年执康区商业牛耳者为陕商,川、滇、黔商只是做着二流生意。

这些陕商有着极为细致的划分,一帮来自陕西的泾阳、户县,叫“河北帮”;另一帮则来自陕西的蓝田、临潼、长安,叫“河南帮”。由于同在这座名为“打箭炉”的城经商,陕商统统被称为“炉客”。不过,四川人更喜欢唤他们作“老陕”,好像亲切些,也贴切些——许是因为他们财大气粗,抑或老练成熟?

财大气粗,确是真的。西南边茶的数量庞大,每年多达数千万斤。而将一斤茶叶运到藏区的利润高达1.5两银子,利极重。陕西泾阳的吴家、刘家,户县的宋家,渭南的赵家、严家,都在川北发了财。吴家的“裕兴重”、刘家的“恒盛合”、宋家的“德泰合”,无不是名震川北的大茶号。他们在康定设总店,在雅安等地设购茶庄,在玉树、甘孜、拉萨、松潘设销茶分号,购、运、产、销一体化,结结实实地垄断了川北草原的茶叶贸易。

老练成熟,也是真的。“德泰合”的历史最为久远。它从1000两银子起家,后来发展到拥有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成百个伙计的大茶号。东家做生意甚是精明,早早就知道“商情”的重要性。他们花费600两银子买了一匹可以日行千里的骏马,并专门安排伙计进行喂养。那伙计骑马奔走于康定、甘孜之间,收集信息,反馈商情,传送消息。

说到“德泰合”,还有一段香艳的故事。“德泰合”的少东家宋春,16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康定,在自家茶店学做生意。情窦初开的年纪,宋春与康定的一家锅庄女主人雅玛产生了感情。每天傍晚,他都站在她的雕楼下唱歌,《康定情歌》。

这不过是美好与风光的一面。陕商的康定茶马古道之行(民间称之为“蹚古道”),主要行走于六条道上——长安子午峪、户县涝峪、周至黑峪口、周至辛口、骆峪口傥骆古道、眉县褒斜道。而其中,最繁忙的当属傥骆古道和褒斜道,前者是关中以东的商人常走的路线,后者是关中以西的商人常走的路线。清末以后,由于国家动荡、匪患不断,从长安子午峪出发的路线成为古道主干线。

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年月,陕商在康定做茶叶生意,历尽千辛万苦。他们往往雇人背茶,步行至康定。“茶背子”(茶店雇募的背茶人)大多是陕西过来的伙计,一人一次背上200斤重的茶叶,几乎是两匹骡马的负重量。他们要靠双脚走过邛崃、百丈关、名山、雅安、荥经,翻越二郎山,整整15天,才能走完这900多里山路。

能够到达终点的“茶背子”是幸运的。一路上,跌下山崖的,掉进雪窟的,突染暴病的,不在少数。康定城外有个万人坑,山门的对联上写着:“满眼蓬篙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茶背子”的尸骨,让人望之酸鼻。

算计着日子,康定城中各商号的人早早守在城外,等着抢购好不容易背来的茶叶。艰难走来的“茶背子”,终于可以卸下背了整整半个月的重负,交货,领钱,然后迫不及待地在路边拣三块石头,架起背来的锅,烧水打茶,喝一口茶,再吞一口自己带来的粑粑。那粑粑厚厚的,硬得掰都掰不动,不在茶水里泡软了,根本吃不成。待吃喝完毕,“茶背子”就一对一对站起来,相互作揖道歉,念叨着“莫要多心”。紧接着,其中一个趴在地上,另一个则用喝过的茶叶搓抹对方的脊背。“茶背子”的背脊都烂了,这是他们自己想到的办法,用茶叶抹掉烂了的皮肉,最后敷上一些大烟烟灰,用来止血封口。

精明的“陕西愣娃”

陕商,这“第一商帮”的崛起,还需要感谢政府。那是明初,明代皇帝开始实行“食盐开中”政策。而以“输粟换引”为主要内容的“开中制”,绝对称得上是朝廷为陕西量身定制的特殊政策。历史上的陕西,一直有着多重身份——它是边关地区,是产粮区,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这种先天占优与后天熏陶结合到了一处,也就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陕商能够抓住“开中制”所提供的发展机遇,乘势而起,一跃变身最早诞生的输粟换引的商人集团,号称“运粮大军”。

明代初年,西北地区最大的边患是西番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和鞑靼蒙古族的挑衅侵扰。而边疆少数民族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需要大量的茶叶来化解饮食上的油腻。同样的,中原王权也想从少数民族手中获取战马。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于是,陕西商人大量贩运紫阳茶区的的茶叶到边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

在柴达木盆地没有被开发之前,陕西定边盐池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食盐产地,主要供应甘肃、宁夏、陕北乃至汉中、安康的食盐需求。明代弘治年间,为了满足伊克昭盟旗草原对食盐的需求,并从草原换取战马,明政府在陕西边地又实行起“盐马交易”政策。嗅觉敏锐的陕西定边商民纷纷驮盐上路,贩盐到伊蒙草原各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盐马古道——定边盐马古道。

最鼎盛年代,陕商牢牢地把住了东西部的通商贸易,他们将东部的布匹、茶叶、盐巴贩向西部,又将西部的皮货、药材、木料、水烟贩向东部。“不过,陕商绝不是纯粹的中间贸易商。按照我们学界的说法,陕商属于生产性流通商人。”陕西省秦商研究会副会长李刚说。

根据李刚的研究,陕商之所以得以兴起,还与他们手中掌握的一项项“专利技术”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唐代起,陕西人就掌握了团茶挤压技术,他们将茶叶挤压成茶砖,并通过泛黄霉技术,使茶砖可以长期保存,而且便于大量运输。

不仅是茶叶加工,在其他行业,陕商也有独到之处。他们从兰州五泉山下七县大量购买水烟叶,运回泾阳后,组织工人将水烟叶刨制成很细的水烟丝。而那说起来简单的“刨制”技术,因为别的地方再做不出合适的工具刨子,而被陕西富平人垄断了。

“人们经常‘陕西愣娃’、‘陕西愣娃’地叫着,可你看看,陕商哪里愣了?精明得很呢!”老唐说着,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事实上,当年,除了这些技术上的优势,陕商在经营方面也是颇有眼光。

“陕商大多是从农村进城,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充分,但他们做的都是跨州越县的大买卖。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陕商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李刚说道。

资金不足,像噩梦一般困扰着踌躇满志的陕商。吃过亏之后,他们创造了一种名为“万金账”的制度,把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钱集中到一家商号,然后再进行资本运作。这模式,有一个更为现代的叫法——股份制企业集资模式。当然,这是后人的总结。

“用万金账解决了资金链问题,陕商又发明了一种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的运营制度。”按照李刚的解读,这制度就是由有钱人作为投资人,“掌柜的”从他们手中领取资本,并进行日常的管理运营。至于出钱的财东,只是根据其所投入的份额来获得红利而已,不干涉“掌柜的”的决策。而为了保证“掌柜的”可以用心地经营生意,财东允许他以技术入股,被称为“人股”。人股的比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意的好坏,有升有降。这样一来,双方的利益就扭到了一处。

还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创举。清代初年,陕商携资入川,在四川经营贸易和金融积蓄资金。到了雍乾年间,他们利用清政府在四川实行“计口授盐”的政策机遇,开始投资四川自贡的井盐业,使“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一时间,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上,大量陕西盐商云集。当时,贵州尚没有好酒。在茅台镇办“协兴”盐号的陕商高绍棠,为酒所困,回到故乡找来一位凤翔柳林镇酿酒名师,携带西凤酒的配方来到茅台镇,利用赤水河的水和当地的优质高粱,经九次勾兑,创造了品质优异的“茅台酒”,当时叫“茅台烧锅”。

那个时候,头戴瓜皮帽、肩背钱褡子、身披褐衫、满口秦腔的陕商,无论在哪里都能够赢得人们或尊敬或嫉妒的目光。不过,也因为气势太盛、惹人眼红,清咸丰年间,在四川成都爆发了一次暴力驱逐陕商的行为。

连艰险的茶马古道都没有吓退“陕西愣娃”,何况于此?骨子里,陕商有一种“干肉水囊老羊皮,骏马快刀英雄胆”的豪气。有人形容他们,“人硬,货硬,性格更硬”。得益于此,陕商名扬茶马古道,更垄断西部通商达500年之久。

不仅如此,很多人都知道,陕商的一大特点是团结,全家、全族总动员的情况很是常见。当年,大批关中农民输粮换引、进城经商,但他们势微力单,压在身上的赋役又重得出奇——有记载显示,明代初年,仅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一家,就供应着定边最大的军营柳树涧堡1084名军士,374匹战马的粮草所需。一家的力量显然不够,没法子,李家只好动员亲戚乡党,联合同县盘石村石家、韩村李家、亭口村王家、薛村路家“益治边事”,共同走上输粮边地的道路,形成了富平北乡四大富户。据说,这正是明清时期陕商合伙制的缘起。

明清时期,中国商界流传着一句话:“天下会馆数陕西。”与晋商一样,陕商是当时在全国建造会馆最早和最多的商帮。他们将在家乡盖四合院的习惯搬到了各地,在全国修建了有文史记载和实物遗存的会馆达274所之多。在四川成都车水马龙的陕西街首,一座陕西会馆傲立街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据说,当年建造这座会馆所用的土,全是从陕西背来的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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