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项转变 促进商会理清思路把握重点

发布时间:2018-05-16 22:28:21      来源:中国网商会频道      编辑:赵彦

商会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一方面,商会要通过企业交流、项目推荐等一系列活动,为中国的民营、私营企业提供信息、整合资源、发现商机, 以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奠定这些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强中国民营、私营企业与政府、各地商会的沟通,开拓了视野,解决了社会就业,以更好地回报社会、感恩社会,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由“事前预控”向“事后监督”转变

在传统的双重管理体制运作中,政府通过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性审批申报与登记管理机关的核准性注册登记对商会进行“事前预控”型监督。商会治理的转型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监督模式。由于商会一元管理体制取消了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性审批环节,登记管理机关对商会的核准依据是形式审查,即商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时便应当给予登记。实质审查是对商会申请人所提供材料的内容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查,是保障商会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只有加强“事后监督”才能降低实质审查缺乏可能存在的风险。此外,行业自律机制的实现也需要他律作为保障。商会成立后,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内部监督机制作用的有限性决定了外部监督机制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商会治理转型对政府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在允许司法介入行业自治的同时, 应要求法院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并遵循必要原则,以防止对社会自治的不当干预”。对于政府而言,行政监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管控方式,政府的主动性决定了此种积极权力容易产生干预商会的行为。实行一元管理体制后,商会自治权的强化与政府登记管理、业务管理权限的弱化,必然要求以第三方消极权力对商会进行监督,以保证其公平、公正、公开。

合规性监管是“事后监督”的核心,既强调监管主体对商会的行为和活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进行监管,又要求监管主体的监管工作依法进行。因此,现阶段最迫切需要的是立法机关加快商会治理转型的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司法部门的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等监督行为有法可依,也能严格规范行政监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以“三个转变”促进政府与商会相互增权

商会治理转型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与职能转变的创新实践,必然要求政府与商会之间的关系由零和博弈转变为实现一种互惠、合作、共赢的相互增权。因此,在商会制度变革过程中政府应当努力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在管理理念层面实现由管控型向协作型的转变。政府推动商会治理的转型,不但是社会组织比较优势加强的博弈结果,也是政府为促进商会等市民社会组织共同承担公共管理职责的权衡选择。政府应当大力推行政府向商会转移职能、购买公共服务、财政资金支持等制度,制定配套措施,培育扶持商会的发展;鼓励商会组织参政议政,增加商会成员在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提高商会社会地位,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才能使商会组织高效发挥应有的功能。

二是在管理模式层面实现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一元化管理体制建立后,要求政府废除静态、单一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步建立动态、精细的现代管理模式。实施动态、精细化管理应以“民主—自治”为原则,对商会的组建与发展以指导取代管控,把通过政策创制指导商会依法、依章程发展作为工作重心,灵活运用信息化手段、转移途径等进行年检、评估等事务性工作。此外,界定民政及相关部门行政监管职责、监管内容,建立联合监管机制,通过设立统一监管机构专门进行部门沟通与协调;推行商会财务税收制度改革,以税收优惠为杠杆,规范与引导商会行为。

三是在管理手段层面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随着直接登记、“一业多会”等制度的发展,商会组织数量种类会不断增加,且规模大小不一、层级高低不同、人员结构松散,传统的直接管理会浪费更多的行政资源。这就要求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促进会、联合会、服务中心等枢纽型社会组织引导商会实行自律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其功能的发挥进行规范。同时,发挥同业监管、公众监管、舆论监管等社会监管的功能,扩大社会监管参与渠道,加大对间接管理特点规律的探索研究,积累行之有效的间接管理方法和经验。

结构转变

过去,政府对商会的限制体现在一是职能限制,二是立法缺失,三是双重管理体制,四是对商会还要课税。而如今,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在社会治理中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具体表现在三个转变,一是社会治理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二是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三是政府社会结构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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